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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便當，能改變什麼？在家為孩子做便當的流程通常是，打開冰箱尋找剩餘食材，設想迎合孩子口味的選項，手腳俐落的主婦輕鬆地在方正的小鐵盒裡包藏媽媽的愛心。但到外面替別的孩子做便當，就不僅僅是自給自足的愛而已，還滿溢出一份改變現狀的勇氣。
自救 起於校園午餐的隱憂
週三上午十點，公館站的大門一開，便當媽媽共煮團的成員先提領一籃菜，再多拿一棵鳳梨、一袋檸檬，做為主菜「果味里肌」的醬汁備料，接著臨機應變，取出籃中的胡蘿蔔、粉豆及玉米做配菜，再抓準時間淘米煮飯。
二年前，共煮團發起人蘇芬雅的小孩剛進小學，而她也正處於轉任全職媽媽的時期。「那時候剛好看到一則新聞說，小學生的校園午餐扣除固定開銷還有回扣，最後用到食材上的成本只有23元，孩子當時就讀的國小，家長需支付的每日餐費是50元。我自己有在煮，我就在想，在台北市，23元要怎麼變出三菜一湯還加甜點水果的校園午餐？」
絕大多數的校方為守住校園午餐的安全防線，要求廠商採買符合衛生標準的食材，再加上營養師的監督，即使是大鍋菜，吃了也不會不健康。不過問問孩子就知道，校園午餐雖能填飽肚子，但食材不夠新鮮、次級品質差異及烹調方式，實在不怎麼美味。
雖然擔憂但卻無法立即改變體制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先救自己。蘇芬雅笑稱因為自己懶得做，才想透過這個便當媽媽共煮團實驗，集合一群媽媽在周一至周五輪流當主廚。除希望減輕媽媽們每天開伙的壓力，也想孩子們天天能吃到熱騰騰的現做便當。
分享 是願意改變的動力
▲圖1：一開始，蘇芬雅與好友呂叔玲一人輪值一天，逢週三及週五在公館站做便當。但努力了一學期，也只能維持 4 個便當的份量。（攝影：卓冠齊）
一開始，蘇芬雅與好友呂叔玲一人輪值一天，逢週三及週五在公館站做便當。站所就是一個最近的生鮮市場，食材新鮮又安全，做菜依風味各展所長，這完美的點子應該大受歡迎才對，但就像拿到一張沒有參考點的地圖，她們只能默默摸索登頂的路徑，偶爾有路過的社員好奇探頭進來詢問，但卻找不到同行的夥伴。努力了一學期，也只能維持 4 個便當的份量。蘇芬雅說：「其實願意幫孩子做便當的媽媽不多，據我所知，一個班級裡面大概就兩三個。再來就是，大家覺得在自己家裡做就好了，何必出來做？願意再走出來的就更少。」
後來站務人員建議，既然已花時間出來做飯，能否多做幾份，讓更多孩子受惠？在站務協力宣傳下，活動漸漸被人熟悉，參與的人也從 2 位媽媽，變成名副其實有 5 位固定班底的共煮團。同時也從負責 4 位小學生的午餐便當，到最多的 20 個便當，提供公館站附近的社員利用。
真食育 家庭飲食文化的交流
十一點半，教室裡的孩子已飢腸轆轆，期待著今日的驚喜。水煮蛋剝殼對切、川燙好的蘿蔔玉米放涼，煎熟的里肌片等待淋上酸甜的鳳梨醬汁，低油少鹽是兒童飲食的準則，口感調味交由各個成員自由發揮。無形中也讓孩子，嘗試來自不同家庭的飲食文化。
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小孩前一天就一直會問，媽媽明天吃什麼？有次我好奇反問他，你為什麼要問菜色？你是希望知道什麼？他說，沒有啊，就是很好奇、很期待。」另一位發起人呂叔玲提到，孩子因為體質，只愛吃新鮮及健康的食物，起初看到不一樣的便當，難免不適應陌生的口味，但久了也習慣媽媽們每周一次的便當遊戲。
便當裡出現過壽司、韓式拌飯、義大利麵、炒米粉和肉燥飯等。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喜好，不過當他們帶著好奇心打開便當，原本不敢吃的，會因為是別人媽媽做的而願意試試，一起吃同樣的便當時，也會因同儕壓力放下對特定食物的成見。
成員各自端出拿手的私房料理，輪到主廚的那天，多少肩上扛著不能失敗的壓力，但彼此切磋，也帶動個人廚藝的進化。「我一直覺得，食物的料理方式，反映了人的邏輯創意與想法，做菜是一種很難模仿的創意，它很難再複製，除非你把它工業化。而孩子從斷了母奶後，如何繼續從我身上認識這個世界，餐桌上的食物其實就是一種親緣感受的傳承。」作為一位母親，呂叔玲認為，食物是傳遞價值觀一個很重要的媒介，她能給孩子的，就是烹煮美味的食物。
每個1.1的累積
鐘聲響起，媽媽們快速扣上鐵環，趕赴送便當。共煮團活動進入了第四個學期，蘇芬雅仍舊維持一天自煮，一天共煮，其餘三天吃校園午餐。「這個活動並不是說要取代校園午餐，而是說，以我們有限的力量，多影響幾個家庭抽空為孩子做一個便當。」營養午餐有其存在的必要，它分擔了現代社會雙薪家庭的照護責任，但也就如同面臨課後照顧而考量安親班時，共煮，或部分自煮的方式可以提供孩子的食物來源更多元的選擇。「也許可能比平常早起三十分鐘，也許可能一週一次或兩次，你可以做一些不同，真的，沒有這麼難。還有，除了為自己的孩子做，走出來，多做一個算一個。」「我們常在臉書上看到很多很美的便當照，我便在想，這麼有能力的媽媽，如果她們再多做一個兩個，就多一兩個孩子可以吃得更好。」蘇芬雅認為，做任何好事，一定要有利己的出發點，否則難以持久。共煮就是一個「你好我也好，大家一起更好」的概念。
▲圖3：在站務協力宣傳下，活動漸漸被人熟悉，參與的人也從 2 位媽媽，變成名副其實有 5 位固定班底的共煮團。共煮模式雖然無法擴大，卻正透過互相學習漸漸累積改變的能量。（攝影：卓冠齊）
目前，共煮模式雖然無法擴大，卻正透過互相學習漸漸累積改變的能量。呂叔玲補充說：「你一乘一乘一，乘以一萬次，還是等於一，但是你多做0.1，1.1乘以七次，它就會大於2。只要多出那0.1，就有可能改變。」「當孩子看到你願意為其他孩子的便當付出心力，他會懂得那就是一個公共利益的起點。」透過一週一次的共煮活動，媽媽們透過「便當」向孩子和社會散播出更多飲食革命的希望種子。
